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也曾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学”是怎么来的？科技创新与人文有着怎样的关系？11月24日，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曾国屏教授做客“大学城新论·名家讲座”，他凭借深厚的科学和人文功底，对“science and Wissenschaft”、“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科技”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并从回顾科学发展史入手，重点阐释了“从科玄论战到科学大战”、“学院、后学院到生活的科学观”，深入评述了莱布尼茨、李约瑟及普里戈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科技创新价值的实现”等涉及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热点问题。
曾教授首先通过讲述清华的故事来阐述科学与人文。他讲到，清华建校伊始就秉持科学救国理想，以“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作为办学理念。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3点希望”中也明确指出要全面发展，而校长顾秉林更是提出要大力倡导人文日新，可见科学与人文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都很重要。接着，曾教授又从“Science”和“Wissenschaft”的来源，“Science”的中译，“格物致知”的英译等方面辨析了“Science”和“Wissenschaft”，他认为后者更能代表“科学”的含义。他同时指出，“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科技”这三中写法，虽然看似一样，但实际上含义逐渐有变，“科技”一词更多的是指技术。
随后，曾教授又从“科玄论战”到“科学大战”入手为听众们进行了科学与人文的历史回顾。科玄论战发生在科学相对落后的中国，是以北京大学张君劢和清华大学丁文江之争引发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历时两年，科学派、玄学派、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都曾参与其中。19世纪50年代末，产生了所谓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文化割裂的“斯诺命题”，而1996年由索卡尔引发的科学与人文之战则拉开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
在科学的发展史中，也逐渐出现了学院、后学院到生活的科学观。学院科学观由R.K.默顿所概括为科学精神气质（UCDOS）：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独创性（originality）、有条理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PLACE）则由齐曼概括为：所有者所有的（proprietary）、服务局部的（即地方性的，local）、权威管理的（authoritarian）、任务定向的（commissioned）、作为专家的（expert）。生活科学（BASIC）指向“生活质量”、“生活和谐”，曾教授等人将之概括为：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关联（Basic living demands）、强调可用性和直接感知（Accessibility and perception）、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Social knowledge）、将实用和工具作用置于优先（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s）、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Cultural tradition）。从科学观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联系着“认知”，也联系着“生产”和“生活”，所以，学习科学，要从“认知意义”，深入“生产实践”和“生活世界”。
此外，曾教授还讲述了莱布尼茨、李约瑟和普里戈金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这些学者都对中国文化表示浓厚的兴趣并均曾做过深入研究，李约瑟甚至说：“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曾教授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辩证的自然观，而这将是人和自然、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关系的再追问，西方文化传统和东方文化传统的再综合，将是更深刻的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和谐。科学技术最终将服务于人，创新文化也将是科技创新精神和文化创新精神的结合。
讲座课件： 
科技创新与人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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