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都市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站在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下，欣赏高端大气的主流艺术后，你是否曾经思考过都市非主流艺术家群落的存在状态？是否考虑过这些体制外艺术家的命运？5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于长江做客“大学城新论·名家讲座”开讲《都市中的艺术群落》，细致解读了这些问题。
“星星之火，八五燎原”
于长江教授认为，中国都市艺术群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当代中国在野艺术史， “上世纪70年代之前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当时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否定了当代艺术存在的前提和价值。即使是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当代艺术也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对于那个年代走过的艺术家们，这是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于教授介绍说，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首先是源自70年代形成的一个“地下”美术爱好者群体，后来在批判“黑画”运动的威胁下，于1979年7月7日举办了第一次公开展览，但这个书写历史的“隐士”也由于内部独立和分化而悄然退出舞台。
之后，相对于“文革”只有一个发光体，强调星星作为独立发光体的存在的“星星画会”成立。“在保守意识和政治环境的坚壁面前，‘星星’构成了最初的反对派姿态。”于教授说。
“星星画会”点燃的火苗，由“85思潮”燎原。该思潮中新生的锐气和巨大的活力，猛烈地冲击着旧传统、旧观念、旧格局和旧方法，，对当代美术甚至电影和音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解读圆明园艺术村
圆明园画家村，是90年代流浪前卫艺术家栖息地，当时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在1991年12月，圆明园画家第一次集体亮相，并于第二年的9月在布鲁塞尔举办《中国圆明园艺术家作品展》。至1995年，艺术家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四百人。但是1995年开始，圆明园画家村被告知禁止画家租住，画家被迫各自前往别处。
“当年那些艺术家们，很多是毕业后主动放弃国家分配的青年人，他们自由择业撼动身份制度的勇气，为后来更多艺术家自主选择流浪北京提供了先例。虽然对于他们，艺术界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宣扬政治波普、泼皮以及玩世现实主义和艳俗主义，还有的人觉得他们是一种偏执和叛逆。但是它们用前卫艺术挑战了主流意识形态叙述的合法性，这种勇气值得我们肯定。”于长江教授如是说。
于教授当年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我那个时候经常去他们那里转转，因为有好几个哥们在那里。我想说的是，他们既不是崇拜者眼中的圣人，也不是社会舆论中的渣滓。”
宋庄的“表”与“里”
迁出北京之后的许多圆明园艺术家们陆续来到了北京远郊宋庄。选择这里是因为远离市区，同时又属于北京地区。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全国各地希望来北京闯荡的艺术家，纷纷来到这里落户，宋庄也开始形成了艺术群落。
当地政府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开始正面对待艺术家群体，大力开发利用艺术家的社会文化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当然，当地政府强势介入，也引发了各种争论。相较于圆明园画家村的“另类压力”，宋庄里的艺术家们也在应付着不同的压力，“政治的压力、资本的压力、产业化的压力、艺术市场的压力以及贫富分化的压力，更有挥之不去的常规社会各种成见、猜测和规范的压力”，但是，20多年来，应该说这支松散的队伍，已经聚散分化，参差不齐，但是这个以“艺术”为灵魂的群体，还是保持着基本的共识和认同。
介绍完北京的艺术群体，于教授简单的说了说深圳的非主流艺术家们。“深圳具有独特的艺术历程，它自己拥有一部艺术史，比如和国际接轨的‘创意产业园’、极具争议的‘大芬油画村’以及接近圆明园画家村和宋庄结合的‘创库’。”
最后，于教授以普鲁士军歌中的歌词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些非主流艺术家们的祝福和鼓励之情：不论面对困境与灾难，新世界必将出现。（特约通讯员：王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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